作者朱伟一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，本文刊于4月12日上海证券报，原标题为《朱伟一：克莱顿其人其事》。

　　特朗普总统为美国资本市场挑选的证监会主席杰伊·克莱顿（Jay Clayton），是华尔街资深律师。美国证监会主席大多是律师出身，克莱顿之前的五位主席都做过律师。美国律师能量特大。美国有律师—客户特权，律师不必向当事人披露任何内容。所以，权贵们都喜欢借用律师为他们传话，以保守秘密，而能为权贵服务，律师的身价也随之大涨。

　　华尔街的个别银行家们也会客串一下证监会主席。比如，阿瑟·莱维特和威廉·唐纳森。这两位证监会主席都有券商背景，还分别掌管过美国股票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。而华尔街顶尖银行家是不愿屈就证监会主席的，他们垂涎的是财政部长这把金交椅。华尔街律师对财政部长的位置绝无奢望，能当上证监会主席，就算修成了正果。罗金·科恩也曾是华尔街顶级律师，退休前想过把当财政部副部长的瘾，可惜没能如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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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到底选谁来当证监会主席，特朗普曾考虑过几位候选人，克莱顿能胜出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被公认为业内的高手。他一直在索利文、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，其金牌客户包括华尔街大银行，做过大交易：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时，他为贝尔斯登的董事会提供法律意见；高盛从巴菲特处获得50亿美元投资时，他提供过法律意见；雷曼兄弟寻找买家时，他又为之出谋划策；克莱顿还参与了阿里巴巴在美上市的律师服务。

　　克莱顿业务做得好，高尔夫球打得好是个重要原因。会打高尔夫球，便于与客户交流，很多客户酷爱打高尔夫球，享受阳光、白云、青山、绿水。在高尔夫球场交流还有个好处：不必担心隔墙有耳。策划于密室，却偏偏容易被窃听。

　　在美国，证监会主席由总统提名，但须由参议院批准，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为此举行听证会。最新消息是，克莱顿已获得了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投票确认。克莱顿坦言，要减少公司上市的成本，以吸引更多公司上市。1996年，美国国内有845家公司上市，而到了2015年只有152家了。在1996年、1997年的鼎盛时期，美国共有9113家上市公司，但2017年上市公司总数减少了3000家。克莱顿表示：“我们应当减少作为公众公司的负担，使其更具吸引力。”不过，美国上市企业总数减少，可能是因为监管成本增加，但更可能是因为首次公开发行的融资金额大量增加：2004年谷歌上市融资19亿美元；2013年推特上市融资21亿美元；2012年脸谱上市融资160亿美元；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融资250亿美元。资金总是有限的，大公司巨量融资之后，其他公司再要上市，便难觅资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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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减少对公司的罚款，是放松监管的重要方式，但克莱顿所说的减少罚款，还有一个重要理由：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，克莱顿表示，应当减少对公司的罚款，因为“这些成本是由股东所承担的”。原先的设想是，公司受到重罚之后，公司股东会群起而攻之，或是向现有高管施压，逼其改弦易辙，或是更换新的高管——如果能找到更好的高管。显然，这一理想目标没能实现。许多人所称道的美国机构投资者们，大多没有与公司高管开展争斗。而罚公司不罚个人还有一个功用：保护华尔街银行的高管。如果克莱顿真要多罚个人，多半会拿中、低雇员开刀。高层想来还是能安然无恙。

　　有的参议员还担心，克莱顿长期为华尔街服务，现在又来监管华尔街，以后很可能还要为华尔街工作，这就不免有利益冲突。但克莱顿信誓旦旦地表示，利益冲突不会影响他公正执法。资本市场的利益冲突关系无处不在，连证监会主席都深陷于关联关系之中，对企业也就难以苛求了。上市公司中的那些上下游子公司，都难免有利益冲突。所以，企业上市时，一般只要求其披露关联关系即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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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律师、检察官出身的律师往往比较生猛，敢打敢拼。曼哈顿区美国检察官鲁迪·朱利亚尼（Rudy Giuliani）和纽约州检察官埃略特·斯皮策（Eliot Spitzer）就是如此。这两个人都大张旗鼓地打击犯罪。两人后来都竞选过公职，一位当选为纽约市长，另一位当选为纽约州长。两人也都有意问鼎白宫，只是未能处理好男女关系，不得不放弃梦想。

　　华尔街银行家是虎狼之辈，克莱顿善于在狮子与老虎之间周旋，但他并不是狮子或老虎。华尔街银行家人前张牙舞爪，但他们的律师需要低调，幕后在各方之间斡旋，悄悄把事情搞定。华尔街律师不能风头太劲，否则便会喧宾夺主。克莱顿两边都给钱，既给共和党捐款，又给民主党捐款，只不过给共和党的更多。

　　律师的工作经历不同，做事风格自然也会大有不同。像克莱顿这样有华尔街资深律师背景的人出任美国证监会主席，不会大张旗鼓推倒重来。特朗普誓言反攻倒算，但克莱顿没有那么生猛。特朗普高调抨击《多德-弗兰克法》，克莱顿则告诉参议院，他并没有削弱该法的打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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